消费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综述
2015年12月27日至28日，由中山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主办的“消费社会学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学学会消费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在风景旖旎的中山大学成功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金华、广州和香港等地的近四十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三十篇，与会学者围绕“消费与政治”、“消费与文化”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消费社会学教材、课程建设与教学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这次会议学者的论域主要集中于消费分层与消费不平等、消费的城乡区隔、消费与社会福利、消费与情感、消费与身体等几个方面。现将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成果做一简要评介。
消费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转向
南京大学彭华民的主题发言《制度与权利视角下的消费社会学研究》，回顾了消费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从少数学者的奋力拓荒开始，现已进入百花齐放的繁荣阶段。消费社会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标志是形成了自身的基本概念、理论和知识体系。发言重点介绍了消费社会学的制度视角和权利视角。前者是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消费行为与消费问题，后者是从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公共产品消费等方面入手。
消费不只发生在经济领域，也不只局限于私人领域。浙江师范大学林晓珊的《重返消费政治》，提出自21世纪初以来，消费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是正在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转向。全球化时代的消费不平等，让学者们回归政治。消费政治的内涵包括：从消费者角度看，消费者将消费作为政治实践和政治表达的一种工具；从国家角度看，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斗争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深入理解消费政治，不仅是知识生产回应现实生活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学摆脱危机、走向底层关怀的道义担当和学科使命。
消费分层与消费不平等
消费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是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历来为学者所重视。这次与会学者们又从新的视角予以诠释。
其一，从消费品味的角度。华南农业大学王建平的《消费文化、中产品味与社会分层的文化转向》，重点分析了消费演变及其社会学意涵。消费不断演变的结果之一是现代消费开始不断从资源短缺时期的简单的经济内涵中生发出了更为丰富的分化、区隔、表征等符号意义，并日渐具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内涵。品味或格调成为消费分层的一个标志。对于中产阶级消费格调或品味的相关研究表明，消费分层已经成为社会分层中重要的理论诉求。中产阶级在消费中形成或突出了自己独特的品味。
其二，从集体消费的角度。北京工业大学赵卫华的《集体消费制度转型、身份体制与社会不平等》，通过集体消费制度转型过程和后果的分析，回答了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争论，即再分配精英的再分配优势在市场转型以后是否维续的问题。以单位制为基础，集体消费制度的渐进式转型中最大可能地维护了再分配精英的利益。在市场转型中，再分配精英优势地位维续的机制是“两个过程”和“两个制度”。两个过程即：一是以“集体消费的特权化”获得高于市场回报的收益，二是以“特权的市场化价格”在市场上进行等价交换，从而把再分配优势转变为市场优势；这个实现过程依赖于两种制度的不断完善：一是私有产权制度，市场经济下私有财产权得到保护，个人的资本积累得以实现，二是市场交换，市场交换空间的存在，使得再分配精英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很容易在市场上进行兑换。在这一过程中，再分配精英的优势地位从计划经济下的身份优先权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金钱优先权。
其三，从城乡差异的角度。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呈现出不同的消费特点。中国社科院李春玲的主题发言《中国城乡消费鸿沟变化趋势》，关注的是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下，城乡消费差距会发生什么变化？根据 2001 和 2011 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比两个年度城乡居民耐用品拥有率和购买意愿，发现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城乡鸿沟明显缩小，这既表现在现有耐用品消费方面，同时更为突出地反映在耐用品未来消费趋势方面，这说明耐用品消费的城乡鸿沟已经缩小，而且还将进一步缩小。
郑州轻工业学院的徐京波《消费空间的常态化与农民消费行为的个体化趋势》，将焦点集中在农村新型消费空间的兴起。消费空间的变化（超市和专卖店、网购、农业专业市场）对农民消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新消费空间是一种现代化的城市消费空间在农村的延伸，它不仅是消费空间移植到农村，而且通过空间移植将城市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输入农村。
华东理工大学杨发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正面临着一个重新适应新环境、建构新目标的过程，并逐步出现了以消费认同为旨趣的代际转向。作为一种身份建构的有效机制，消费认同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基本向度。
消费、政治与公共政策
消费与政治是不可相互脱离的。上海社科院卢汉龙的主题发言《消费社会里的公共政策》，指出需要在集体层面理解消费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国家干预，但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国家干预不再是再分配体系下的特权的不平等分配，而要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概念。社会政策的三大目标是保证结果公平、资源配置公平、社会关系平等。在消费者权利和它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并非互斥关系，投资也可以作为一种消费现象进行研究。而且现代公益“捐赠”也已成为一种价值“投资”行为和“消费”生活方式的现象在受到重视。在消费领域，权利和义务要对等，个体与社会要协调。
北京大学郑也夫的主题发言《VIP与消费主义》，通过解释VIP和消费主义的关系，揭示出重大的社会问题。VIP是指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大人物。VIP不使用公共服务系统，导致公共服务缺乏改进的动力。VIP极度追求物质炫耀，引起中下阶层的仿效，最终导致社会风气变差。要抑制消费主义，首先要转变VIP的消费方式。
中国社科院朱迪的《我国可持续消费的政策机制》，详细梳理了可持续消费的概念流变，然后提出“消费者福利”的视角，消费的目的在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主张通过提高消费者的主观和客观福利，来推动可持续消费。
广州大学方英的《论“国家——社会”共治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体系》，阐述从立法基础、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消费者协会、消费者自组织合作形成“国家——社会”共治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体系，并指出消费者自组织的发展是该组织体系的重要增长点。消费者自组织可以在消费者教育、第三方监测评估、代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参与产品设计、倡导有责任的可持续消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学术研究》编辑王雨磊的《体制礼物》，研究国家扶贫开发项目在农村的实施情况。尽管扶贫决策者试图通过理性的顶层设计，通过项目制的方式，将生产资料配置到基层，但是一旦分配机制触及民众，最终发展主义会演变为福利主义，项目扶助会演变为礼物分配，生产资料会被解读为消费资料，发展的效率逻辑也会被礼物的分享逻辑所替代。通过对扶贫物资分配的研究，提出崭新的“体制礼物”概念。
上海交通大学孙哲的《租房消费与租户居住权——从“以房管人”的城市治理说起》，从消费社会学以及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试图说明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租房消费并没有给租户带来稳定的居住权。租户的不稳定状态是人们不愿意选择租房的原因所在。然而，随着“以房管人”的治理模式以及公租房项目的推行，租赁市场正在被纳入城市治理体系，租房消费所衍生的租户居住权有望得到切实保障。
消费者决策
经济学家一般把消费行为当作个体的理性决策，社会学家具有不同的视角。消费决策也是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体现。华东师范大学吴金海的《垂直的消耗》，通过对上海市居民消费现状的访谈调查后发现，发现消费者在子女身上的消费开支占据着其消费生活的重心。社会上出现了消费者自身停留于追求消费理性价值层面，而把大部分消费倾注于子女身上的“无我”消费现象。依据这些访谈发现，尝试探讨这种“无我”消费现象背后所存在的动力机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胜的《支付方式与大学生消费行为》，以消费者的支付手段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支付手段的心理账户。研究发现心理账户存在非替代性、分期偏好、便利偏好和非理性倾向的特征。不同的支付手段会带来不同的消费行为，相对现金支付而言，刷卡支付、移动支付和分期支付均会导致消费支出的上升。
上海大学张敦福的《从节俭到可持续性》，以餐桌剩饭为核心，从人们对待剩饭剩菜的态度着手，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观和生活观的变化。在家庭内的剩饭剩菜，把佳肴留给谁，体现为一种亲密关系。日常生活中的剩饭，是社会实践的重要领域。由于饥馑的个人经历和集体记忆，中国民众对待剩饭的态度和行为凝聚了家庭成员和私人关系直接的爱、亲密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从以往的食品短缺到现在的丰裕时代，人们对食物消费的观念在发生变化。
文化、情感与身体
华东师范大学文军的主题发言《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从消费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陷入污名化泥潭的原因，其实质是作为文化消费品的消费价值被大众否定的一种表现形式。网络新媒体的推广不但强化了媒体场域对于原有文化生产和消费场域的侵蚀，并且通过对文化消费社会的掌控，为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提供了客观环境，也使得公共知识分子在个体和群体层面的消费价值都受到巨大损失，被污名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公共知识分子污名一方面加深了中国观念市场的混乱，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信任缺失的深化发展。
南京大学成伯清的主题发言《整饰、体验与表演》，从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的视角出发，区分出三种情感体制：生产领域的整饰体制、消费领域的体验体制和交往领域的表演体制。
同济大学朱伟珏的《淮海中路商业街的兴衰》，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揭示了上海淮海中路商业街的兴衰历史。淮海中路曾是中国消费文化的发源地，各色各样的经营业态和谐共处，构成了商业繁荣的基础。但随着K11、Iapm环贸等购物中心的入驻，肢解了根植于特定历史与文化的地方社会。同质和单一的空间取代了具有独特历史文化的区域社会。
华中师范大学刘飞的《社会动员、议程争夺与食物禁忌》，基于广西玉林“狗肉节”的纷争，探讨了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西方人不食狗肉的禁忌是如何扩散到中国的。论文将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与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理论相结合，解释食物禁忌的演化及其动力机制。社会动员与议程争夺经历了四个阶段，最后在社会媒体上呈现出：撕裂性、网络议程争夺与话语（discourse）。“吃狗肉，还是不吃肉狗”逐渐从地方居民的个人选择成为一个社会议程（问题）。
中山大学黎相宜的《从生产性身体到消费性身体》，借鉴身体理论与劳工研究的基础上，以流向美国的福州劳工移民为个案，探讨这些跨国劳工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身体实践来完成主体性的建构。加入到跨国务工行列的他们被各种结构性力量建构成卑微与廉价的生产性身体。同时他们也采取消费策略积极应对加诸于个体之上的限制，试图重塑一个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性身体”。
社会学经典与当代中国
与会学者们从社会学经典著作寻找思想资源，重新回到经典，借助于经典理论解释中国现实。回到经典著作的第一步是读懂原著，读经典不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读，而是要了解经典的前后左右。作者著述时的言说对象往往并不单一，知人方可论世，仔细揣摩作者的原意，领悟著作的要旨。在读懂经典的基础上，用经典理论恰到好处地分析中国现实，可以重新让经典焕发生机。
中山大学王宁的《国家福利承诺的演变逻辑——一个托克维尔的分析框架》，体现了他一贯的历史视野和思想深度。他依据法国历史学家德托克维尔的经典理论，揭示了中国政府福利承诺变化背后的逻辑。国家在集体消费制度安排背后的平等偏好和自由偏好的钟摆式运动，是城镇社会集体消费模式变迁的文化根源。
武汉大学张杨波的《有闲阶级论与演化人性观——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及其方法论基础》，重新回到消费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系统观察与论证，与他的演化人性观有密切的联系。凡勃伦就有闲阶级提出的明显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明显有闲、代理消费等概念都是其演化人性观指导下的例证。《有闲阶级论》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不少原创性概念，而且还展现出凡勃伦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基础。如果只是借用凡勃伦的概念，断章取义，脱离情境，将凡勃伦思想概括成某种理论视角和观点，忽略了凡勃伦思想的整体性，则是偏颇的。
本次研讨会不仅宣告了中国社会学学会消费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也为中国消费社会学的深入发展揭示了研究的路向。拓宽消费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形成消费社会学自身的概念和理论，结合相关的经验研究，并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如社会分层与流动、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等展开对话。2006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举行了“消费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后来出版了论文集《消费社会学的探索》。在中国社会学年会上，从2010年开始设立消费社会学分论坛，至2015年已是第六届。在消费社会学领域已形成互动紧密的学术共同体，本次会议也是上述学术活动的延续。
本次会议选举成立了消费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由王宁担任理事长，卢汉龙、彭华民、张敦福、林晓珊、吴金海和赵卫华担任副理事长。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为朱迪，副秘书长为章超、张杨波和陈胜。在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和推动下，中国消费社会学将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更多详情，请联系： 张墩福 （E-mail: dunfuzhang@gmail.com）
(撰稿：中山大学 王荣欣)